2018年10月25日，銀保監會正式就外資銀行管理辦法對外征求意見，標志著我國金融領域對外開放邁出新的一步。

曾幾何時，“增加中間業務收入、擺脫存貸息差依賴”是中國銀行業一致的口號和期許，而其對標的，正是外資銀行的歷史演變。

現如今，中國銀行業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已經達到25%，這與外資銀行業相比不遑多讓，然而無論是監管還是銀行業本身，都很少再大張旗鼓的宣揚中間業務收入這件事。

讓投資者疑惑的是，此“中收”似乎非彼“中收”，為何國內銀行業的中收質量無法和外資的相提并論？

國泰君安銀行團隊全面梳理了銀行中間業務的方方面面，從“指標概念-業務邏輯-歷史經驗”的主線出發，力求呈現出中國銀行業中間業務的整個全貌，以及與外資銀行業的全面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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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業務究竟指什么

一般而言，銀行中間業務是指不形成表內資產或負債、創造非利息收入的業務。

與同質化的利息凈收入不同，中間業務包含的子業務種類眾多，如銀行卡業務、代理業務、結算業務、托管業務等等，每項業務相當于一個細分市場，演變邏輯也相對獨立。

中間業務分類與收入占比情況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數據為2017年老16家上市銀行占比，本部分如無具體說明，均以老16家上市行作為樣本。

我們在分析中，將中間業務收入（簡稱“中收”）對應到利潤表“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一項。

與利息凈收入類似，中間業務收入也是剔除了業務直接成本之后的凈值。

數據來源：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需要注意，有觀點將“非利息收入”視作中間業務收入，如此分類不夠準確。這是因為，“非利息收入”中還包含投資收益，而這部分來源于銀行自身的投資行為而非對客戶的服務。同時，證券交易也影響到資產負債表，并不算嚴格意義的中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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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中間業務收入水平

衡量中間業務收入水平常用的有兩項比例指標：

1. 中間業務收入/營業收入（中收占比）
2. 展示的是銀行收入結構，傳統觀點認為，中收占比高意味著收入和業務的多元化程度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利息收入偏弱可能導致中收占比虛高；
3. 中間業務收入/總資產
4. 類似ROA，剔除了資產規模的影響，也不受利息收入干擾，更適合橫向比較；

從實際情況看，各家銀行兩項指標的排序基本相近，不同類銀行間大致呈現股份行>國有行>城商行的規律，如下圖：

2018上半年上市銀行中間收入占比

及中間收入/總資產情況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時間為2018年中報，中收/總資產已簡單年化

但僅考察這兩項指標，并不足以刻畫各家銀行的特點。

我們進一步考察如下兩個問題：

1. 銀行在中間業務上投入力度和效率如何？

以中間業務支出/中間業務收入，作為中收成本收入比，將其和中收/總資產放在同一張散點圖中，可以得到如下四種組合：

• 中收成本收入比低，中收/總資產高。即在中間業務上投入低效果佳，可認為業務多元化已取得一定成效，享受到了規模效應，典型如招商銀行；
• 中收成本收入比高，中收/總資產高。在不斷發力中間業務，且已取得成效，一般是處于轉型期的銀行，典型如平安銀行；
• 中收成本收入比低，中收/總資產低。對中間業務投入不多、不夠重視，中收在公司收入的貢獻也較低，此類銀行一般以傳統信貸業務為主，典型如北京銀行、交通銀行；
• 中收成本收入比高，中收/總資產低。中間業務效率不高，或已經在加大中間業務投入力度，但短期內效果還不明顯。典型如南京銀行。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時間為2018年中報，中收/總資產已簡單年化

2. 中間業務收入質量和利潤轉化率如何？

• ROA高，中收/總資產高。這意味著高的中收占比能夠較好轉化為公司利潤，轉型取得成效。典型如招商銀行；
• ROA高，中收/總資產低。公司傳統業務盈利能力較強，但中間業務仍有提升空間。國有行較為明顯，典型如中國銀行、農業銀行；
• ROA低，中收/總資產高。中收占比高但盈利能力卻偏弱，說明收入結構不平衡。可能是利息收入較低，也可能是因為業務成本過高（轉型期加大投入）或信用成本過高（不良消化期）。典型如平安銀行、光大銀行。
• ROA低，中收/總資產低。公司盈利能力和綜合化程度均不佳，典型如交通銀行。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時間為2018年中報，中收/總資產已簡單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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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間業務的主線邏輯

了解了什么是中間業務，以及中間業務的衡量標準，下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中間業務相對銀行的其他業務，究竟有怎樣的特點？如何評估其業務質量？

近年來，受宏觀調控政策影響和資本、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等條件約束，銀行生息資產增速顯著放緩且趨同，因此市場從更關注“量”即生息資產規模，轉到更關注“價”即凈息差及信用成本的邊際變化。

但對于中間業務而言，整體處于量增價跌、成本不敏感的階段：

1、成本不敏感

從前面的銀行畫像可見，中收成本收入比約在5%-15%，占比并不高，主要是因為中間業務具有規模效應，如托管、清算、代理業務等，并且除擔保承諾業務外，基本不用承擔信用風險；

2、量增價跌

隨著多元化金融需求的出現，銀行從事中間業務的積極性在不斷提高，長期看業務規模可穩步上升。但監管調控和市場競爭兩大因素，使得中間業務的費率（即服務價格）持續下行。

以下就監管調控和市場競爭這兩大對中間業務影響較大的因素展開具體分析：

監管調控

早在2003年，銀監會和發改委就發布了《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暫行辦法》，但規定較為簡單，實踐中問題較多。

到2014年以前，雖然銀行中收持續快速增長，但業務費率高、不透明、不規范的問題一直存在。對此，監管的態度很明確：

1. 要求銀行公布服務價目表，公開透明收費；
2. 通過行政命令、窗口指導等方式，逐步降低甚至取消部分基礎服務費率，讓利于實體。

當前，中間業務分為政府指導價（包括政府定價）和市場調節價兩部分。

政府指導價主要針對基礎類的結算清算業務，以及一些已取消的個人結算及賬戶管理費；市場調節價理論上由各銀行總行統一制定，但部分業務費率仍接受窗口指導。比如，2017年中銀監會通過座談會的形式，要求銀行向客戶讓利不少于440億元。

中間業務收費的監管及調控脈絡

數據來源：銀監會、央行、發改委、銀行業協會官網，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市場競爭

市場參與者增加、競爭更為激烈也使得費率處于下行趨勢。比如，近兩年來興起的信用卡代償行業和現金貸行業，實質上就是以更低的分期費率/利息搶走了原本屬于銀行的信用卡收入。

又如，存在規模效應、門檻較低的托管業務，近年來面臨中小銀行尤其是民營銀行的競爭，費率有明顯下調。

關于七大中間業務的具體業務結構和業務邏輯，請參見我們的完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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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業務發展的歷史經驗

我國銀行業中間業務的發展，大致可分為2010年之前和之后兩個階段：

2010年之前

2003年，國家推進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隨著不良貸款剝離、政府注資以及國外投資者引入，銀行業輕裝上陣，發展中間業務的資金和先進經驗都具備。

此外，我國加入WTO時承諾于2006年底全面開放金融業，銀行業并不太擔心與外資行在存貸業務上展開競爭，而是擔心外資行在中間業務上的領先優勢，因此發展中間業務也有緊迫感。

彼時在政策層面，監管部門認為中收占比是衡量銀行業改革成效和金融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鼓勵加快金融創新。

比如，2007年監管部門在金融創新監管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在10年時間讓大中型銀行的中收占比達到40%-50%，年均提升3pc，城商行則用5年的時間提升至20%。

在多個因素的推動下，我國銀行業尤其是國有行、股份行的中收快速增長，并持續快過利息收入的增長，樣本中收占比由2003年微不足道的4%快速提升至2010年的17%。

2010年之后

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基本面面臨衰退風險，雖然依靠“四萬億”計劃短期內支撐了GDP增速，但自2011年開始，GDP增速長期下行的趨勢已然顯現。

政策層面也明顯轉向，不再強調金融創新，反而更加強調對風險的防控，中間業務亂收費的問題也自2012年開始重點處理。

在此背景下，中收增速顯著放緩，中收占比由2011年的19%微幅提升至2017年的21%，中收/總資產指標則在2017年末又回到了2011年水平。

小結

整體看，我們當下仍處在2011年以來經濟和政策面的大趨勢中，中間業務收入的驅動因素沒有明顯改變，短期內無法回到2010年以前的高增速。

但同時，我們也希望從更長期的視角，考察中間業務收入的天花板在何處，這就需要與國際同業進行橫向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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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業務發展的國際比較

水平比較

以往將我國銀行業中收水平與國際同業進行比較時，存在兩個較為嚴重的問題，會高估二者差距：

1. 將非利息收入代替中間業務收入，產生口徑差異。非利息收入中包含投資收益和其它業務收入，該部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中收。

國外大型銀行已經有了成熟的投資經驗，因此投資收益占比顯著高于我國銀行業，2017年五大國外樣本銀行的投資收益占營收比重為12.8%，而我國五大行占比僅2.0%。因此僅這一口徑誤差，就使得中外銀行的中收占比差距拉大了10pc；

我們直接對比中外樣本銀行的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情況如下：

我國銀行與國際同業的中收占比之差不斷收窄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其實在1980-2000年間，美國銀行業中收占比也經歷了年均1pc的高速增長，與我國2000-2010年間類似。在2000年后，基本維持在35%—40%的水平。我國樣本銀行與國外樣本的占比差值，從2004年的32%收窄到2017年的13%。

2. 沒有考慮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間接融資為主的特點。由于英美等發達國家已實行金融業混業經營，而我國仍然是分業經營，因此在銀行可從事的中間業務范圍上，就存在天然差距。

我們選取了國內四家金控集團或性質相近的集團，以及子公司業務發展較好的交通銀行，橫向對比其非息收入占比，結果如下：

2017年我國部分金控集團與國際同業非息收入占比情況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雖然業務模式差異較大，但整體水平仍然可比，差距也在10%上下。

可見，經過10余年的追趕，我國銀行中收占比水平與國際領先銀行的差距已大幅收窄，當前差距約在10%左右。

如考慮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的現實，10%的差距其實很好解釋：當前我國證券行業營收約為銀行業6%，再考慮其它非銀金融機構的營收，基本上可填補這一差距。

因此，我國銀行業中收占比仍有提升空間，但考慮經營范圍限制，中短期錨點將低于國際同業水平，預計占比將提升至25%—30%后保持穩定。

長期看，如果混業經營得以實現，或通過設立子公司、控股非銀金融機構等途徑變相實現，則中收占比天花板還有提升空間。部分中間業務領先的銀行（如招行、平安），占比可追趕甚至超過國際同業水平。

結構比較

我們進一步考察，國際銀行業在中間業務收入的結構上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結果呈現出兩大特點：

1、術業有專攻，結構各不同。雖然同屬一個量級上的銀行，但各家銀行中收結構迥異，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這說明國際同業在頭部銀行的競爭中，也并非完全是“全能型銀行”路線，而是盡可能展現出自身獨特的優勢，體現差異化；

2、企業金融和財富管理占比穩步提升。雖然各家銀行情況不同，但大體看，對公業務中的投行、企金類業務，和零售業務中的財富管理業務，20年間占比在穩步提升。而銀行卡業務及賬戶管理業務則在逐步下降。相對而言，銀行在前兩項業務更有主動權，而后者需依托實體經濟的消費、交易被動產生。

國際同業20年間中間業務收入的結構變化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各銀行業務分類并非嚴格對應關系，因此存在分類偏誤。匯豐銀行1997年數據缺失。

將我國樣本銀行的中收結構與國際同業對比可見，在財富管理業務和卡業務等零售相關業務上，我國占比高于國際同業，但在對公業務上仍有較大差距。

不過，這僅是中收結構，如果考慮中收在營收中的占比，其實我國各項業務都還存在差距。

我國銀行與國際同業中收結構對比

展望未來，考慮國內企業多元化融資需求提升，及家庭財富保值增值需求的增加，銀行在這些領域具有主動權的業務，如對公業務中的投行類業務和零售業務中的財富管理業務比重將會持續提升，傳統的結算和代理業務占比或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