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0日，由美洲洪門致公總堂發起、在舊金山舉行的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大會，發表告洪門全體書，宣布成立中國致公黨。

中國致公黨是我國八個民主黨派中唯一在海外成立的政黨，也是歷史最為悠久的民主黨派。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致公黨與中華民族命運交織、生死與共。

前身為美洲洪門致公堂

美洲洪門致公堂是中國致公黨的前身，它發源于清初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洪門組織，脫胎于近代中國遭遇民族劫難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后，由于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危機空前嚴重，許多生活困難的破產農民前往東南亞、美洲等地謀生。他們絕大多數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受盡壓迫剝削和種族歧視，為了適應海外生存和斗爭的需要，也得益于國內洪門人士移居海外，國內原有的秘密群眾組織——洪門會黨，便被在海外謀生的僑胞沿用并發展壯大。由此，19世紀中葉以后，洪門這個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清王朝民間秘密組織，在海外發展成為華僑互助共濟的僑團組織。

華僑洪門組織以“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為行動綱領，以“義氣團結，忠誠救國，俠義鋤奸”為三大信條。海外洪門組織的這種宗旨變化，恰好適應了海外華僑的生存需要。與宗旨變化相伴隨的是活動方式的變化。洪門組織發展到海外后，雖然仍有一定的秘密性，但因華僑在僑居國一般不參與政治活動，所以僑居國對其發起組織的公益互助性團體一般不予干涉，海外洪門的活動方式便從秘密逐漸轉為公開，再加上廣大華僑為解決在異國他鄉遇到的種種困難也樂于加入洪門組織，因此洪門在海外得以迅速發展，于是便有了“美、歐、澳、菲與南洋等地，均有洪門團體組織，故海外致公堂林立”的盛況，具體到美國，“全美國十余萬人中，其掛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而致公堂會員中，殆無一人不掛名于以下各團體者”。這一時期，海外各地洪門致公堂的堂口很多，名稱不一，也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領導，其中規模最大、力量較為雄厚的，屬總部設在美國舊金山的美洲洪門致公總堂，它在美國的“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圣雷士羅省、費城、砵侖舍路等百數十埠，皆設分堂，凡華僑駐在之地，無處不有之，咸隸屬于舊金山”。

致公堂兼具封建會黨與豪俠愛國的雙重性。辛亥革命時期，美洲洪門致公堂成為以孫中山為領導的革命黨人募集革命經費的重要平臺，通過加入致公堂，孫中山、馮自由等革命黨人得以接觸和發動廣大北美華僑，為其在國內發動的武裝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募款，而這些款項成為辛亥革命起義經費的主要來源。可以說，美洲洪門致公堂對資助革命黨推翻清王朝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致公黨的成立與歷史性轉變

1925年10月10日，美洲洪門致公總堂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大會，也就是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以洪門致公堂為基礎，改堂為黨，標志著中國致公黨的成立。隨后致公黨的活動中心逐漸從舊金山轉移到香港。1931年10月，致公黨在香港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黨、堂分家，以黨領導堂，在組織上進一步脫離會黨的影響。致公黨“僑海”的歷史淵源，使其組織發展主要集中在海外，因此，致公黨在成立之初對國內政治的參與度和了解度都非常有限。與此同時，1941年香港淪陷，致公黨總部被迫停止活動，對致公黨的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這些阻礙致公黨發展的問題在抗戰爆發后，隨著致公黨主動融入近代中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革命斗爭中，才出現解決的轉機。

抗日戰爭爆發后，致公黨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中，號召“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不僅在資金上、輿論上支援國內抗戰，不少致公黨黨員還以實際行動參加到抗戰當中去，浴血殺敵。可以說，在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斗爭中，致公黨大力“動員和團結廣大華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挽救民族危亡，以各種方式有力地支援了祖國的抗戰事業，寫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致公黨的抗日救國運動，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把致公黨列入中國“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之中。與此同時，“皖南事變”等也讓致公黨初步認識到國民黨當局獨裁反動的本質。

抗戰勝利后，中國面臨兩種前途命運的大決戰，而致公黨也面臨組織重建的任務。就在致公黨元老司徒美堂兩次重組致公黨均失敗的情況下，抗戰時期被國民黨軟禁在重慶的致公黨中央干事會負責人陳其尤，在與同鄉好友、新華日報社醫藥衛生顧問黃鼎臣的交往中，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逐漸有了認識，思想上產生了新的飛躍。抗戰勝利前夕，在中共南方局的指導下，黃鼎臣進一步加強了同陳其尤在政治上的聯系。黃鼎臣向陳其尤建議，致公黨應該利用海外關系和影響在華僑中多做些工作，以便為戰后祖國的和平民主建設事業發揮更大的作用。陳其尤對抗戰勝利后致公黨應當走什么樣的道路、如何發展等問題，開始了認真的思考。抗戰勝利后不久，陳其尤獲釋，回到香港，重整致公黨黨務，為盡快恢復致公黨組織活動做準備。在這期間，致公黨的復黨工作得到了中共華南分局的幫助和指導。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對致公黨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致公黨三大是中國致公黨歷史上的重大轉折，使致公黨從一個松散的海外僑胞會黨組織轉變成現代華僑政黨，從一個舊式政黨團體轉變為一個新型民主政黨，正如黃鼎臣所說：“這次代表大會是特別值得紀念的，因為它是本黨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標志著本黨由一個沒落時期的舊民主主義的政黨轉變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義的進步政黨。”

致公黨三大的召開使這個具有悠久歷史淵源的華僑政黨獲得了新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一道，為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歷史功勛。

致力為公僑海報國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順利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致公黨作為民主黨派之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的參政黨，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受美蘇冷戰影響，東南亞地區掀起了反華排華浪潮，其中尤以印尼為甚，到了70年代，受中蘇關系惡化影響，越南反華排華活動興起，這都造成了大批歸國難僑。對此，我國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先后派遣船只接運流離失所的僑胞回國，并設置大量華僑農場來安置歸國華僑。在保護僑胞的同時，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我國開始逐步在海外實施撤退僑黨的政策，將僑務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教育華僑不參加當地的政治斗爭，華僑不參與當地革命活動……對華僑堅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加強華僑愛國團結……教育華僑不要介入和干涉當地內政，只辦自己的福利事業，促進和僑居國的友好關系”。該政策體現在政黨活動上，便是“中國共產黨決定不在海外華僑中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并勸告中國其他民主黨派同樣的不要建立海外支部，現在已經存在的華僑中黨的支部，應經過一定步驟做到最后宣布取消”。隨著這一指示的貫徹執行，中共及各民主黨派在海外的支部都逐步撤銷，致公黨在海外的組織發展工作也由此全面停止。與此同時，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也經歷了一些曲折，包括致公黨在內的民主黨派在“文革”期間被迫停止活動。

這種局面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得到根本扭轉，中國共產黨果斷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民主黨派的組織得以恢復并得到發展，政治熱情重新煥發。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根本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或兩黨制，也有別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一黨制”，“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至此，民主黨派的“參政黨”身份得以明確。進入新時代，民主黨派被進一步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其職能由原來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擴展為“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參政黨身份的確立及其職能的規范，對致公黨在內的民主黨派在新時期新時代發揮作用起到了強根筑基的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致公黨利用其黨員及其所聯系的群眾，絕大多數是歸僑、僑眷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在“三胞”聯誼，協助政府引進外資、技術和人才，以及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進入新世紀，我國迎來了歷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出國留學和歸國熱潮，留學人員成為我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群體。2000年，第十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和《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決定》，首次將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納入統戰工作范圍。順應時代變化，并結合自身僑海淵源和特色，致公黨將海外留學人員和留學歸國人員作為重要聯系對象，并在組織發展上作出了重要調整。留學人員作為知識分子的精英和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我國與海外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梁和紐帶，也是實現我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生力軍。致公黨積極聯系留學人員，關注他們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傾聽其對國家改革和發展的建議，吸引和支持他們回國工作、為國服務，宣傳其奮斗業績和報國之志。

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致公黨繼續秉承“致力為公，僑海報國”的立黨宗旨和光榮傳統，充分發揮僑海特色和優勢，團結全體黨員及其所聯系的歸僑、僑眷、歸國留學人員及海外僑胞，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作者：李名揚 李源；李名揚系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致公黨廣州市委會主委；作者李源系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講師）